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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队（一） 林那北 在百度上输入“宣传队”三个字，显示的结果是这样一行字：“本词条内容善未完善，欢迎各位编辑词条，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一天是年6月6日中午，芒种节气刚刚过去一天，没有雨，但也不见阳光，从早上起一直是阴沉沉的，而云之后却隐约有光。光不闪现，却是锐利的，锐利得刺眼。这是一种有着阴险气质的天气，是非不清，过于暧昧，让人浑身像蒙着一层塑料布，汗都在将出未出之间徘徊。 我把眼从电脑屏幕移到窗外，长吁一口气，仍然放不下刚才的诧异：居然“本词条内容善未完善”！ 如果是从前……这个“如果”像一坨重物就这样迎面扑来了，它是时光深处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带着芬芳与果实，并且色彩明丽。三十、四十、五十年前，时光往前推移，宣传队这个名称有几个人不知道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是它的全称。唱歌跳舞弹奏器乐可以宣传思想，这似乎有点奇怪，但那时没有人追问，不敢问，也不觉得需要问。有一个疑惑其实一直在我心底盘旋：那时的人比现在单纯吗？ 所谓单纯不过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没头没脑地信任这个世界。世界那时候其实非常斑驳，斗来斗去已经连绵几年，包括我父亲在内，他不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芝麻官，居然也未能幸免地成为“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戴上高高的纸帽，胸前挂起大牌子，上面写着粗大的侮辱性字眼，打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还用红笔划上叉，然后游街、批斗、关牛棚。 他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已经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生活被一截两断之后又徐徐往下进行。进牛棚之前他是公社副社长，之后是另一个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兼秘书，分管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全公社上山下乡这桩事，没提升，也没降职，牛棚里的那一次次批斗、审查、检讨都如同一场游戏，而他看上去也丝毫没被损伤，终日依旧不管东西南北地亢奋，行色匆匆，好大喜功，高亮的笑声和昂首急速行走的姿势，仍虎虎生风，仿佛被批被斗都不过是向水里扔了一块石子，水波微微漾了漾，很快又了无痕迹。为什么会这么达观呢？肉体上也许真没多大损害，可关于尊严的那种痛，是触及一个人心底最彻骨的疼，怎么可能转眼消失？相比较而言，似乎上吊的邓拓、投湖的老舍、吞安眠药的杨朔、跳楼的上官云珠、跳井的范长江等人更合情合理。当然反过来我又庆幸父亲能够那么迅速地自愈，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解放了，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了，周围的人反正也没几个是风平浪静度过的，彼此彼此，难兄难弟，生活还得往下继续。 关于宣传队，我打算就从这个时候说起。 公社宣传队演出后。第二排正中央是我父亲 一 大概父亲都记不清自己结束牛棚生涯、恢复工作的具体时间了，即使记得，我现在也无从问起，两年前他已经去世。出生于年5月底的父亲那时四十岁刚出头。打量着身边往来行走的熟悉不熟悉的四十多岁男人，我终于忍不住惴想起父亲的当年：也是那般健康、自得、踌躇满志？一张文革前拍的全家福照片上，父亲留着工整的三七开分头，穿灰色呢子中山装，围双色羊毛围巾，而中山装的口袋上则非常隆重地插着一支钢笔。母亲多次半开玩笑地嘲讽她丈夫，说他很骚，从年轻到老都“爱装”——福州话里就是爱打扮的意思。父亲后来的“骚”我们都充分领教过了，比如九十年代初期他就有一套亮灰色绸缎唐装，上有福禄寿喜团花图案，是我出差浙江买给他的家居服，他觉得有范，昂然穿上街头，回头率百分之两百。后来唐装在男人中大盛行，他得意地反复自夸过，仿佛那潮流是被他引领出来的。再老一点，他穿西装系领带都上了瘾，任何正式场合其实都与他无关了，如此正式穿戴无非为了坐在家里看看报纸和电视新闻联播。冬天时则穿黑昵大衣、黑礼帽，手上再加一个拐杖。我不知深浅，觉得一个拐杖令他顿时老迈几分，他却铿锵反驳道：“蒋介石以前手上都要拿一个文明棍！”我如梦初醒，把他的穿着联系起来看，原来他心中藏有这么一个大偶像啊。但他年轻时在意外貌还是封资修思想，所以不敢放胆打扮，能够派上用场的只有一条在当时算得上奢侈品的羊毛围巾。而那把钢笔则是另一种装饰：建国初期通过扫盲班才识点字的工农干部在农村占多数，父亲在福州英华中学读过书，钢笔是他表达有文化，与老大粗们不一样的重要标签。 学生时代的父亲 罗列父亲的这些外部特征，是为了说宣传队。注重穿着打扮，又自以为有文化，父亲的文艺腔一直不得要领地保持到生命的终点。在当时，则转化为对宣传队的豪情壮志。 文革开始时奶奶已经被送回她娘家，我们姐弟三个也先后跟随，到了父亲恢复工作，又母鸡带小鸡般一起跟来了。这是个江水环绕的千年古镇，需要坐船抵达，上了岸也仍见四处婉转丰沛的河水，水系纵横，流淌汩汩有声，据说历代曾出过五十七位进士，也算文风鼎盛。我那时只有七八岁，瘦小黝黑得不成人样，好动，热爱上树下河，坐没坐样站没站样，到处惹事生非，总之无一处值得父亲引以为荣。父亲好像也没这个爱好，印象中他眼光一刻都没空瞥过来。他太忙了，没完没了地开会，没完没了地下乡。交通工具缺乏，公社总共仅一两部自行车，首先保证革委会主任使用，余下的这个副主任骑走了，那个副主任只能徒步，一走就是一两天。 随奶奶到镇上的第三个晚上，公社宣传队有演出，当地人称为“晚会”，能进场就是待遇。我应该不是跟着父亲进了影院，反正是去了，里头连过道都站着人，但很有序，每个人脸上都是庄重而欢欣的，像融入一桩神圣的大事件。我注意到灯光，或者说被灯光所吸引。光泛黄，一盏盏都缺乏咄咄逼人的锐利，却因为数量足够多，便有了一种铺天盖地的丰盈感，像无数的手从上面伸下来，团团护着你。 对于这个晚会的记忆是零碎的，我一直想梳理打捞，最后脑子里浮起来的仍然只是灯光。 在某场会议上我随手闲画的自己 奶奶的娘家是福厦公路旁一个原本相当大的村子，如今村子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被一家大型合资汽车制造公司所盘踞，宽阔的厂房和一辆辆工整排列的汽车把退缩在角落里的村庄反衬得寒酸局促，但文革前却是另一种模样。背后是像一把大扇子连绵摊开的小山岭，前面是广阔而肥沃的田野，春秋水稻或者芋头、甘蔗、荸荠、蔬菜此起彼伏，高低错落不一而足，蓬勃滋润得像一位初长成的少女。奶奶只是寄居，没有一寸土地，我却可以在每一块地头自由奔跑跳跃，傍晚则伴着夕阳，拿一根竹竿、一个自制的塑料袋，袋口上箍着一道铁线，这是钓青蛙的必备工具。然后入了夜，如果没有月亮，整个村子就漆黑得像滑进墨池里。还没通电，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煤油灯，为了省钱，灯芯拎到最小，玻璃罩早被烟熏黑，透出来的光朦胧而晦涩。就是在这样的油灯下，每晚奶奶重复做的一件事就是讲鬼故事。那时很奇怪她肚子里为什么能装得下那么多鬼，后来才知道，其实大都是《聊斋》里来的。她不认字，也是道听途说，然后演绎发挥，夸大诡异惊险的部份，见我们听得呲牙咧嘴面无人色，才很有成就感地扯嘴轻轻一笑，吹灭灯睡觉。灯熄后很久，我都闭紧眼大气不敢出，仿佛四处窸窸窣窣，有鬼横走。 公社宣传队演出照 她说夜里在外行走，每个人肩上都亮着两盏灯，转一次就灭一盏，两盏都灭了，鬼就扑过来了。不是开玩笑，每次她语气和神情都认真而庄重。我信了，不可能不信。哪天夜里她忽然头疼难忍，需要去一趟小药铺，买一种已经多年未见的名叫“安乃近”的药，或著烟丝断了，她必须一筒接一筒吸水烟，这时候被逼出门的往往就是我。乡村狭窄的青石板路幽长而寂静，各种不知名的虫子藏身角落哧哧鸣叫。我快速地跑，却又跑得僵硬局促，鞋底与石板撞击出的声响居然有惊悚回音，我真担心骚扰到鬼。等回到家，肩膀沉而且酸——为了维护亮在上面的两盏无形的灯，一路上我绷紧身子，脑袋往旁微微侧一下都万万不敢。 公社电影院外表不起眼，围墙仅一人多高，刷着淡黄色的漆，已经斑驳脱落，有各种简陋粗俗的涂鸦，里头却宽大整洁。因为有灯，灯扑面而来，夜顿时如昼，它们应该是我在村庄的夜晚里一遍遍渴求的，所以淹没了那晚舞台上的一切。反正都是歌舞，吹拉弹唱，蹦蹦跳跳。当时我大概觉得这些东西都属于成年人，离自己很远，毫无关联。 那时街头贴着“复课闹革命”的标语，一首歌也雄壮地唱：“……复课闹革命，我们坚决来响应。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嘿！”学校似乎已经恢复上课一阵子了，我在村庄里不知道，也不迫切，父亲把我们带到镇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姐弟三个“复课”。荒芜了几年，从老师到家长到学生，都有点惊魂未定或者魂不守舍，就复得混乱，比如停课前是五年级，一复课却复到四年级去，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课堂更多时候只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容器，把适龄孩子囫囵吞枣随便一装就了事。 我不记得自己坐进的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教室，虽是插班的，却坐到了第一排，一是因为个子矮，二是因为父亲的缘故，他分管教育卫生文化，全公社各中小学自然就在他权力范围内。而我被召进宣传队，是否也是因为父亲？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总之进入这所小学不久，我成为校宣传队的一员。 公社宣传队 二 地主是整个社会的反面角色，需要批倒批臭，狠狠踩在脚下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个概念是电影、连环画、各种批斗会告诉我的，但是周围的一切偏偏都与地主有关。 公社的院子很大，门口却偏窄，只是一个矩形的石门，跨进去后是一个长长的通道，通道上方是作为干部宿舍的楼房，穿过去，便是一处花园式的空地，种着扶桑、杨柳、夹竹桃之类的树木，有幢狭长的小楼从右侧贴着围墙向后延伸，穿过小楼或者旁边的空地，就看到一株粗大的一个成年人也抱不拢的白玉兰树，树下有一张长石条凳，绕过石凳前行二三十米，就是一座略为西化的红砖大建筑，两层楼在地面上，还有一层是地下室，屋顶有高耸的雕花石刻。这在当时，已经是须仰视才见的高楼。楼的后面是新修建的食堂和会议室，而跨出食堂后门，则是一个种满柑桔的大园子，园子旁一条河蜿蜒而过。 我耐心地描述公社机关院子，是因为时光正在倒转，它们像一群抢着索要表扬的孩子，喊叫着拥挤而来，那么清晰地一一重现眼前。矩形门后有间传达室，一个肥胖的看门老伯养一只黑色参些黄杂毛的土狗，有次我从院里往外奔跑，不知怎么惹到狗，被它追上在小腿肚子上咬了一口，皮肉破了，有血。老伯拉起我裤管看了看，淡定地提起毛笔，在伤口上写了一个“虎”字。这是唯一的处理方式，不似如今，哪怕仅被自家养的狗爪子抓了一道，都要先打血清球蛋白，再接二连三地注射狂犬疫苗。据说狂犬病毒潜伏期最长可达三十年，算了一下，早过了，平安无事。 高中时一场演出前 推测起来，公社院子占地大约不过三四千平方米吧？也算不得特别辽阔，却成为当年的乐园。每天早晨挂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就传出《东方红》乐曲，然后是新闻、各种批判稿和革命歌曲、样板戏唱段。公社干部的子女有十几个，年纪虽参差，但玩起抓贼、跳格子、抓沙袋之类的游戏却没有隔膜。红砖大楼的小会议室里还有一台刚买回不久的黑白电视，屏幕常吱吱呀呀的麻点密布，现不出一点图像，也还是时时令我们流着口水往前凑。有一天正在食堂吃着饭，忽然听到几声尖利的嚎叫，桌上的大人面不改色，继续有说有笑，话题很自然蔓延到这个嚎叫声的来源。原来某村出了命案，那个嚎叫的人正是嫌疑犯，被抓来，暂时关在红砖楼的地下室里。 红砖楼高高的础基下原来是牢房！ 我后来数次趴到牢房外窄窄的小铁门上久久打量，里头黑乎乎的模糊一片，有潮湿浑浊的气味上下弥漫。这当然是意外的，楼再精致美观富丽，都仅是一座普通的房子，但带牢房的房子却是万里都未必挑一。刚开始我以为是公社干部故意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后来慢慢知道不是，楼早就有了，解放前就有。楼是地主的，牢房是地主用来关与他作对的人——按书上说，就是那些受压迫的可怜的贫下中农。 不仅红砖楼，整个院子都是地主家的。 不仅院子，出了矩形石门，隔着一条青石板路，对面那幢木构院落仍然是地主家的，本来连在一起，为了行走方便，才一截两断了。木构院落最靠青石板路的那间房子，住着我奶奶和姐姐，而我和父母及弟弟，则住在矩形门通道上面一间大木板房里。 新婚不久的母亲 我后来很多不着边际的暝想都是因此出发的。那时母亲还在另一个公社的中学任教，周末才能来一次，弟弟常被奶奶留在矩形石门对面的木屋里，而父亲正热爱下乡，和贫下中农打成一成，一去几天不见踪影，剩下我独自在那间大木板房里，每到夜里就风声鹤唳。从前牢房关过什么样的人？从前谁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从矩形石门进来，穿行到后面的柑桔园，地主的一天生活是怎么过的？吃什么？穿什么？家里都有什么人？长什么样子…… 有一本叫《宝葫芦的秘密》的小人书就是在那时期看到的，一个小男孩想要什么，宝葫芦就给他变什么，连他和同学下棋，想吃掉对方的棋子，棋子也马上就飞进他的嘴里，而他考试一道题都不会做，别人完成好的卷子宝葫芦也帮他对调了过来。这太诱人了！这本书当时是被批判的毒草，把青少年毒害得只知不劳而获。我其实想说，一直到现在这个宝葫芦都是我喜欢的。谁不是欲望比现实大呢？但“心想事成”其实是多么大而无当的一个词，一年年过去，会一点点后撤，一点气馁，然后妥协，然后认命。 所有的地主应该都有一只宝葫芦吧？那时我就是这么猜测的。地主被打倒了，宝葫芦就失踪了。会不会藏在牢房里？或者这个院子的哪个角落呢？ 镇上的小学离公社院子不过两三百米远，没有大门，前面是个大晒谷场，左边有幢大房子，保留着一圈宽大的风火墙，里头却拆空了——那几年我大部份时间都是在这间大房子里渡过的，这是后话。而右边是幢外墙砖泥混筑、内里木构的双层楼房。在拆空的大房子和双层木构房中间，是条沟状的石板路，走三十多米抬阶而上，半坡上有座三合土垒起的肥硕房子，抹着白灰，覆着黑瓦，这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办公室边上是青砖修建的两层高的教学楼和一块不大的操场。 这就是镇小学的全部。 与宣传队小伙伴们 我后来知道，小学的所有房子和地皮都属于一个姓林的大户人家，即使是青砖教学楼，也是拆了原先的再重建。那间里头拆空，仅剩一圈风火墙的大房子，就是林家的祠堂。右边一字排开的七座大宅落蜿蜒逶迤，长达一百余米，也是林家的房子，都面阔五门，穿斗式木结构，双坡顶，风火山墙，连片成群，规模宏大，墙上可寻得见诸多雕刻壁画。前几年从报纸上得知，原来是明正德年间进士出身的林姓知府老家，他活了一百零四岁，经历成化、正德、弘治、嘉靖、隆庆、万历六朝，儿子、孙子、玄孙也皆是进士，世代为官，儿子是户部侍郎，孙子是工部侍郎，所以财大气粗，陆续建起这么多房子。后来又有《红楼梦》林黛玉的原型正出自这户人家的说法，一个叫林瑞玉的女子与林黛玉命运相似，无非定情的对象不是贾府的宝玉，而是乾隆的皇六子永瑢。“瑶林藻吐琼章绚，银籀光依紫露华”这是永瑢作为定情物送出的手书木刻，至今仍被林家妥善保存，翻开族谱，也可以找到林瑞玉这个名字。 而祠堂的左边，隔着一座大宅院，传说则是明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的房产，前有溪，后有山，风水上乘，横行海上的郑芝龙当年富可敌国，曾花巨资装饰该房子，富丽堂皇不一而足。 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没有人说起过房子的故事，一切都讳莫如深，我们在街上奔跑而过，对那些挽手相连的一座座大院落也视而不见，最多在门外的抱鼓石上坐一坐，在宽阔的青石台阶上跳一跳，即使穿堂入室到里头转几圈，也根本无法明白那些石头木构间隐藏的悠远往事。班上有一个女生家就住在郑氏当年这幢大院落里，因为离学校近，她每天上厕所从来不跟我们挤，而是跑回家来拉。人粪当时还是宝，这样肥水就不流外人田了。我去她家玩过几次，对房子毫无印象，记住的只有一次恰好是七夕，她母亲抓了一把炒蚕豆递给我，香气沁入心脾。 少女时代的母亲 那时已极少坐进教室了，进了学校总是直接就拐进排练场，跳舞成为我们的主业。有一天把生番薯带进学校，语文课时实在馋得忍不住了，掏出番薯藏在抽屉里偷偷削皮，想趁老师不注意时咬几口。结果小刀是新买的，非常锋利，心里又紧张，用力出了偏差，一刀下去，刀刃直冲左手大拇指，顿时开了大口，半个手指头都被秧及，鲜血如注。我没敢吭声，同桌想告诉老师也被我阻止。同桌就撕笔记本递过来，撕了一张又一张。我用它们包住伤口，紧紧抓住，坐得笔直，双目前视，心跳如鼓地等着下课的铃声响起。 左手大拇指上的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是一条杏黄色的弧线，从指甲沟蜿蜒到指心的螺旋处。是疼痛与恐惧让这一天定格下来，顺便记住的是教室的幽暗和污黑的木板墙以及结了蜘蛛网的天花板。 这间教室就是右边那幢外墙砖泥混筑、内里木构楼房的底层。后来它很快不再做教室了，而是成为宣传队的排练室。带宣传队的是两个女老师，一个白胖一个黑瘦，白胖的那个就住在楼上，她是主负责，可能为了方便，她把排练安排在楼下。一年多以后，才转到左边那座内里被拆空的祠堂里。 跳新疆舞时，需要会学扭脖子，就是那种身子不动，脖子左一下右一下移来移去的动作，看似容易，其实身体各个部位从小都被训练要协调，要通力合作，突然把其中一个零部件拎出来，与全身其他部位脱节了独自错位扭动，怎么能没难度呢？八个女孩被一胖一瘦的老师一个个拉到门后，一个身体被门板夹住了，其余的人嘻嘻哈哈地挤在门后用力推着，然后老师双手托住你下巴，向左搬向右搬。我怕痒，老师巴掌一伸向下巴两侧，还未触及皮肤，我就先缩起脖子咯咯咯笑。老师脸一下子黑了，推肩膀、扳脑袋，下手很重。这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演出已经迫在眉睫，而演出是政治任务。 那扇夹身子的门就在木构楼房的底层、我曾经削破大拇指的地方。 年母亲第一次到北京 三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再也不需要进入课堂了呢？完全想不起来了。“文艺汇演”这个词现在已经消失，当时却极其亢奋地盛行着。我相信，整个公社的盛行首先是因为父亲。“汇演”的全称应该是“汇报演出”——说是向贫下中农汇报，最终却演变成了各个中小学间的竞赛，与学校的面子密切相关。一台晚会下来，节目彼此串在一起，谁优谁劣谁强谁弱一目了然。 就较上劲了，不敢轻视。全公社各小学中能与我们抗衡的是十几公里外靠乌龙江边的一所，那里有位知青以前在城里是宣传队的，因为舞跳得好，被招去当民办老师，专门带宣传队。那所小学在排什么节目、跳什么舞，是我们老师需要搜集的情报热点。到了汇演时，其他小学的节目我们可以懒得看，那所小学从服装到在台上的一举一动却必须纳入我们视野，老师挤在幕布旁盯着看，看完再拿人家作榜样，告诉我们时不我待。 为了排练课已经不用上课了，每天空着手去学校，进的不是教室，而是那间木构楼房的底层。每次排的都不仅一个节目，三五个总得有，以防这个节目栽了，还有另外的补救。 我渐渐觉得这件事有趣起来，不用上课是其一，其二是每次演出后公社食堂都备有夜宵，咸菜粥为主，不限量尽管吃。挤挤挨挨的一群人，脸上都还留着泛起油光的彩妆，再熟悉的彼此都陌生了几分。那时有几人肚子里油水过剩？三餐之外多出来的这一餐，就像中了大奖，哧溜哧溜的喝粥声在浓郁的脂粉味中响成一片。 当然，最重要还是因为服装。提倡“不爱红妆爱武妆”，也没钱可以红妆妖娆，平时都只能穿简衣陋衫，裤子短了，接上一截，衣裳破了，补上一块，而一旦演出，却可以花枝展招，红衣绿裙次第而来。 《红太阳照边疆》、《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是朝鲜舞，《向着北京致敬》、《北京的金山上》、《金珠玛米亚古都》是藏族舞，《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是蒙族舞，《阿佤人民唱新歌》是佤族舞，《万岁毛主席》是新疆舞……我后来对北方的向往或许正始于此，朝鲜族、蒙族、维族都在北方，而藏族、阿佤以及彝、苗等族虽在西南，当时我却辨不清方位，所有的遥远都归于可望不可及的北方。 服装常常是老师带我们一起制作的。先在自己头上量出尺寸，用铁线箍出一个圆圈，然后再以蓝、红、绿等碎布条绕着铁线编出五彩辫，一圈编满了，留一撮近尺长的布条垂在左侧，这是跳藏族舞时必须的。从前我以为那个头箍是装饰，后来才知道其实那些五彩布条人家是直接编在辫子里，然后辫子在头上绕了一圈。 新疆帽子的大小也是因人而异的，用料很节俭，把硬纸皮剪出瓜瓣似的弧形，以订书钉固定住顶部，用广告颜料画上花纹，两侧再各钻个孔系上一根橡皮筋就成了。演出时把橡皮筋勒到下巴，怎么蹦跳旋转，帽子都不会丢下来。 新疆舞的黑绒布背心有时跳藏族舞也可以混用。背心是在外面服装店里请师傅做的，也不需要带我们去丈量，大约这么高这么宽，八个小女孩个头都差不多，胖瘦也差异不大。绒布在当时算是奢侈品了，灯光下能泛起光泽，但还不够抢眼，必须把金银纸剪成一块块小圆圈，在胸前竖着贴出几排，方才有了舞台感。 最有舞台感觉的是藏族女孩的围裙，要先把红、绿、金、蓝诸多颜色的油光纸剪出大小略有参差的长条子，色泽越多越亮越好，然后再把它们交错贴到一块舌头般的长布条上，这便是围裙了，系在腰间，可一直延伸到膝盖以下，整个人顿时夺目，它是点晴之物。 裙子最费衣料，一开始曾把医用纱布染成深褐或浅黑，或者把彩旗改造一下围起来。彩族是丝绸的，品质当然不错，只是太贵，总是用不起，也太轻飘了，旋转时撑不起来，反而常常沾到腿上，缺乏美感。后来日本尿素袋子出现了，尼龙纤维的，垂悬感好，染一染，也很吃色，质地马上就高档了起来。 蒙古舞就不需要我们操心，老师买了廉价的棉布到店找师傅制作，最多领口、襟边、下摆加两道滚边，怎么看还都与旗袍类似——无非下摆宽大一些，腰间再扎一条彩绸做装饰，脚下的靴子则是把雨鞋稍为改造一下，以广告颜料画上小花纹，就将就着上台了。 蒙古舞不好跳，需要用力前后甩肩臂，每个动作有棱有角，腰、背、肩都很费劲，这不是问题所在，而在于服装从店里拿回来，总是让我一下子就想到奶奶的旗袍。 算起来奶奶那时不过六十出头，眼下这个年纪的许多女人还有意无意残留女儿态，一不小心还敢穿着热裤、吊带裙冲上街头，拿那时的奶奶和她们比，似乎奶奶都可以当她们的奶奶。当然在年幼者的眼里，即使二三十岁的人也是苍老的，可拿出当年的照片来看，没有错，皱纹如果仅是表像，那么浓厚的黯然倦怠神情总不至于骗人，它们都似残烛，比残烛更更残更枯萎。她一直这样，一直这么老，我想不起她还有另外的样子。但据说年轻时她是那一带数得着的美人，所以才有镇上的小康之家托人到村里说媒，二十四岁刚一守寡又有镇上另一殷实之家的子弟登门想强娶，她坚决不从，抱着出生才九个月零八天的我父亲逃回娘家，靠给人不分昼夜辛苦做女红养大儿子，并把儿子送进福州的学堂。而在我父亲之前，她生过一个女儿夭折了，再生一个儿子又夭折了，终于我父亲来了，还来不及高兴够，丈夫却突然死于伤寒。所谓的命运，她真的有资格举手质问苍天。以寡母之柔弱无依，独自养大顽皮的儿子，这个过程每个缝隙确实都被泪水和汗水浸泡了。年轻的辛苦，到晚年再回忆，那股酸楚已经发酵出诸多滋味，她觉得仅自己一人独享太亏了，于是一遍遍地铺陈。这是她创作的时刻，不见得有虚构，但同样一事一物，劣者会化神奇为腐朽，高手却可以步步为营，环环诱向深处，枯木刹时变金条。只要我们哪天作怪，违她的意造她的反，她就会把右掌像一面旗子往前一举，如同古玩收藏家炫宝般凌空亮出食指、中指、拇指上骇人的粗大厚实的杏黄色茧子，那是当年她做女红挣钱留下的，几十年都没有褪尽，一粒一粒，蔚为壮观。她自己显然抢先被感染了，体内某个开关被霍地拧开，往事一下子都醒过来，潮水般倾泄而出，语调或高或低地飘忽，表情或明或暗地起落，其用意是告诫我们，如果没有她当初的坚贞绝不低头，就断无我父亲的长大成人，当然也就没有我们来这个世界的可能，所以我们的不孝不敬就是可耻的卑鄙的忘恩负义。 关于我们到世上的途径，从伦理学上讲她的逻辑似乎也没错，但从生物学上看，父亲就是长成歪瓜裂枣、地痦流氓、缺胳膊短腿，也照样恋爱娶妻生儿育女，而我们即使不是父亲带来的，也可能由别的谁弄来，总之该来的终究都会来，这个世界就是少两三个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当时我们还是被奶奶饮水思源的强大暗示震慑住了，一想到自己差点来不到这个世界，心里就打几个颤。她抑扬顿挫纵情陈述时，我常常会联想起在敌人铡刀前昂首挺胸的刘胡兰，这个女英雄最常被赞颂的一个词就是坚贞不屈。前几年某英模报告团光临，被单位组织前往，进场前同事腹诽的有，抱怨的也有，结果却统统被台上那几个能说会道的人说动，纷纷泪水涟涟。那天我突然想起奶奶，她最合适的职业原来是当一名光荣的宣讲团成员啊。当一个人重复无数次仍能把一件事讲得鲜美如初，情感饱满恒定，每每还不忘推陈出新，其职业技能确实令人仰之弥高。 《我编斗笠送红军》（资料） 文革开始后，服装遭了秧，男女老少都款式一致色彩类似，除了黑就是军绿色，奶奶却不在此列，她终生穿自制的旗袍，或深蓝或月白或湖蓝，春夏秋冬无异。倒没有收腰裹臀，而是直筒的，从上直直延伸到脚面上，也没高开叉，开叉没意义，她不出门，也不打算诱人。要说这样当然非常费布料，不是因为她胖，而是因为她高。我的表叔，也就是她的侄子有一次说：你奶奶至少一米七三！我想不起来了，小时候我的眼睛还没学会丈量人，看站起来的她，觉得像平地竖起一根竹竿，她躺下来后也没其他可像的，还是像一根倒在那里的竹竿。同一时代的女人中，我没有见过比她更高的另一个，高而且瘦，终年躺着不动，却长不出多余的肉，到死腹部都是平平的。 她不出门不是她不想，而是她的脚不让。非常小啊，蜷成一块馒头大小的肉团子，五个脚趾叠成尖尖的笋状，上面永远浮着一层斑斑点点的白，我后来知道，那是死皮。在乡下那几年，晚上挤一张床睡，她和弟弟睡一头，我和姐姐睡一头，棉被明显偏短，她长腿一伸，就伸到我眼皮底下了，我的反应每次都是一致的：迅速闭眼、转身、缩进被窝。 就是因为小脚，奶奶每天都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那时租住的房子隔壁就是姐姐当年的奶妈家，那是一个质朴善良的结实农妇，每天早上她为自家挑水时，就顺便多挑两担给我们，碰到需要买米买柴之类的重活，奶妈三个体壮如牛的儿子就踊跃代劳。三个儿子叫他们母亲不是“妈”，也不是“娘”，而是“依奶”，叫父亲则是“依哥”。很奇怪，这种叫法在福州并不普遍，不知起因究竟是什么，反正我们姐弟三人也从了他们，一起“依奶”、“依哥”地叫。没有他们，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很难捱过那段岁月。 躺在床上奶奶起初也做点事，比如缝补衣服，这是她拿手的，却也是她最厌恶的，火气在每一个针眼上跳动。眼睛不好了，我们帮她穿线，要是手脚慢一点，她立即就找到出气的借口。“狗母货！”这是她的口头禅，一边骂一边欠起身子试图揍过来。等到给自己备好几身衣服和几双鞋子后，她就再不肯碰一碰针线了。有一件丹士林旗袍做得最精致，盘扣从领口绕到腋下，再整齐排列到接近脚踝处，做好后她折叠起来，存到箱子里。与之藏在一起的，是双尖头小鞋子，红绸面，绣着黄绿相间的菊花。每过一阵她都要把它们拿出来看一看，晒一晒太阳。她说：“我死了之后穿的。” 我至今从来没穿过绣花鞋。我永远也不打算穿任何绣花鞋。 不再做女红，奶奶打发时间就剩下吃零食和吸水烟了。冰糖、冬瓜糖之类的是常备的，烟丝也一刻不能少。身体懒得动，嘴却不能不动。现在回想起来，会不会正是由于她总是不动弹，才致使两条腿愈发没有了力气？都这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终日横陈床上，她却每天不厌其烦地早起洗漱打扮，梳子沾上油一下一下把已经非常稀疏的头发拢到脑后，盘个小小的髻，然后整齐穿好旗袍，每一颗盘扣都纹丝不乱系上，到了晚上再脱下，工工整整折叠好，换上短衣，日日循环往复，一丝不苟。偶尔下床行走，她必须小心扶住墙，一步一摇晃，风吹杨柳状，随时会倒下去似的。 做这些叙述时，远去的往事和亲人都隐约摇曳在时光深处，清香缕缕不绝，令人内心柔软。但有个事实却无法回避：我是个不受奶奶喜欢的人。姐姐出生后她已经强压怒火，结果我又是女孩，令她差点对林家传宗接代绝望。母亲说她生我坐月子时，根本看不到奶奶露过面。幸亏几年后弟弟出生了，但二孙女是多余的这个纠结她一直没打算消除掉，其中的原因，有一大半来自我母亲。当一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女人半途杀出来，成为寡母捧在手心辛苦养大的那个儿子最心爱的女人，麻烦肯定就紧随而至了。寡母认为这是抢，我母亲却认为理所应当，两人都没打算妥协，针尖厉害，锋芒也不逊色。我被秧及是因为母亲的严重偏心，这当然不好，在多个子女中如何等量付出疼爱，是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前，既考验做父母的智商，也考验他们情商的头等大事。母亲聪明伶俐，一双巧手似乎无所不能，裁缝、打毛衣，甚至做家具、砌砖墙都技惊四邻，但在平衡子女这件事上，她得分不高。晚年她也不时反省，相当懊悔，却已时过景迁，一切难以更改。我猜想，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奶奶的发力上阵，非要咄咄逼人地替姐姐争个长短，或许情况不会那么糟。而当奶奶奈何不了心高气傲的儿媳妇之后，她也只能掉转枪口，对付一向不知乖巧为何物的二孙女。“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有意无意之间，每个人都可能忽然如此幼稚无理性。 记忆里总是听奶奶喊头痛，能令她平静下来的是万金油，太阳穴、额头反反复复涂抹，以至于那股辛辣的药味成为她的标记性气息，在屋里每一件家具和她的衣服鞋祙间挥之不去。医院去世，正在县城出差的父亲赶回来时，一边踉踉跄跄地俯着身子奔跑，一边尖利失态地呼喊嚎叫，脸上湿漉漉地布满眼泪鼻涕。我当时正站在门旁，看着父亲这么古怪地迎面而来，吓得猛地缩紧身子。从来没见他这样过，他一直爱说爱笑，一旦沉下脸又是威风八面令人生畏。孤儿失去寡母，他的悲切应该甚于一般的丧母之痛。 丧礼开始时，不知是谁捧着一个老式相机来给我们合影。相机那时还是稀罕物，所以就有点非同寻常。就在狭小低矮的太平间里，已经略有僵硬的奶奶被抱到椅子上坐定，而我们全家穿白衣罩白布围着她站立。我在左边，隔得有点远。摄影的那个人招着手说近一点近一点。我移了移脚，费了很大的劲以为已经近了，其实并没有。恼怒的父亲从后面一把伸过手，恶狠狠地一揪，我趔趄着，一下子撞到奶奶身上。 我很难描述当时的恐惧之感，恐惧到无以复加的绝望。那个拍照者后来又殷勤洗来一大叠照片，父亲一开始把它们放在桌上，慢慢改放抽屉里、箱子中。无论它们在什么位置，都成为我避之唯恐不及之处，我远远避开桌子，我绝不拉开抽屉，我打死也不会碰箱子一下。 死的时候，奶奶果然穿的是她自己早早做好的长及脚面的丹士林旗袍和那双精巧的红缎面绣花鞋。谢春妹，这个名字是后来为她扫墓时，才从墓碑上看到，非常普通，乡土味浓郁，这与她沉寂落寞的一生是协调的。 各种舞蹈里，我跳得最不好的就是蒙古舞，一穿上那身服装，万金油、烟草以及老年人特有的酸腐味就混合着扑面而来。除了阿拉善，至今我没去过内蒙古的其他地方，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贡格尔草原都仍在远处。总有一天我会抵达那里，至少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要双手插腰，用力地前后甩动肩膀，努力把这个动作做得优美而有劲道。 奶奶说，女孩子抛头露干什么？我任何一次演出她都没看过。 四 其实我不是家中第一个宣传队员，第一个是我母亲。母亲乐感非常好，能唱出高亢脆亮的歌，这个优点她遗传给我弟弟，没遗传给我。她是福州下杭路一位藤行老板的女儿。下杭原称“下航”，与之平行的另一条街称“上航”，古代“航”与“杭”相通，所以又称“上杭”、“下杭”。清道光二十二年，即年，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两年，《南京条约》签订。根据这个条约，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为大宗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到了咸丰三年，即年，福州更是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首。在付出鸦片一批批运入、嗜烟者一批批涌现的代价后，福州街头也出现商贸的繁荣。 下杭街在这期间跃到舞台前，嗅到商机的精明者从各处涌来，在此开设行栈，经营物质达上百种之多，商品辐射全国，甚至远销东南亚一带。光绪三十一年，即年，福州商务总会在下杭街成立，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下杭街的商业景象。 我外公的藤行在这些大商行间其貌不扬，无非编制出售藤床、藤椅、藤篮等等，生意做得一般，不过一家人倒也衣食无忧。母亲印象中，她家的房子当年从下杭街可一直通到上杭街，她在两条商贾云集的路上溜来逛去，每天眼花缭乱。可惜她母亲早亡，父亲再娶后，继母虽对她小心客气，十八岁前连水都没让她烧过，但她毕竟觉得家中的不自在。后来她父亲过世，藤行渐渐衰败，俟到解放，又被公私合营走了，家中越发萧条，她便随人出城，要自食其力，到县里当教师，这样就遇上我父亲。 父亲比母亲大六岁，但母亲始终不相信这个数字，她私下里忿忿抱怨过多次：“你爸可能改过年纪，他骗我。”即使没改过，六岁差距也不算小了。城里的娇小姐，年纪上又有距离，父亲可能从一开始就打定注意必须处处让着妻子。大女儿出生时，母亲二十二岁，唱歌跳舞穿衣打扮才是她所热衷的，根本还没做好当妈的准备。女儿一来，首先贪睡的她再无法睡个安稳觉了，女儿哭她也哭，一气之下还动手往那个小小的屁股上摔巴掌。我奶奶哪里能容得下这样的做派？儿媳是外人，孙女才是自家的，她本来就对儿子毫无原则地宠老婆一肚子不高兴，这下子终于爆发。两个女人吵骂声快把屋顶掀翻。父亲得罪不起母亲，又拿城里藤行老板的千金没办法，只好到奶奶娘家那个村子找了奶妈，把他出生才十六天的女儿送走。母亲后来对自己的任性再三后悔过，当时她没有想过这样做对大女儿意味着不公平，也没有料到这个行为终于成了一生的死结，几十年的时光都无法抹平。 我和弟弟出生时，母亲不敢再由着性子。父亲于是从有限的工资中拨出一份雇保姆的钱，这事当然令奶奶怒火中烧。她由己及彼，一个小脚女人在无依无靠的旧社会都可以独自养大我父亲，你一个有胳膊有腿的为什么却不可以？母亲不管，她就是不可以，没有保姆她也活不下去了。当时她在县城中学工作，父亲则在一江之隔的另一个公社当他的副社长，一家人分两地，奶奶和姐姐归父亲，我和弟弟归母亲。后来弟弟也归父亲去了，留下我一人。 我现在怀疑母亲把弟弟也送到江对岸去是因为宣传队的事。已经结婚生子，成为三个子女的母亲了，但她看上去仍是灵巧活泼的，凹凸有致的身材一直保持到七十多岁因为带了几年孙子，才累得变形。单纯天真的人往往不易衰老，这多少有点道理。好在那时和她一般天真的同事不算少，也都拖儿带女了，却玩得很嗨，唱歌跳舞演话剧弹器乐，天天忙着排练，然后煞有介事地一场场演出，倒也人才济济。十几年后我的第一篇小说在《福建文学》发表，当责编的就是这个教师文艺宣传队中一员，他那时教语文，能说会道，业余写小说编剧本，最终写出了名堂，调入省文联。 弟弟太小，母亲就顾不过来了，我也不大，不过三四岁，如果不是因为不讨奶奶喜欢怕受委屈，母亲大约也会断然把我送走。晚上排练时，母亲有时会把我带去。校园足够大，远离教学楼的那幢存放各科器材的大楼，怎么闹都影响不了晚自修学生。灯光明晃晃，那些年轻和不太年轻的教师们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他们高兴不等于我也高兴，我总是打瞌睡或者吵着要离开。母亲有时开恩让我随其他教师子女疯玩去，要是哪天气不顺，则把我独自锁在宿舍里。 这所中学现在是县一中，师资雄厚生源强劲，每一年高考成绩都非常骄人。我有几个同学在里头任教，有时因事找他们，一进校门，第一个感觉就是逼仄。校园面积没扩大，校舍却越建越多了，占去一块块空地，操场少了，花圃没了，路窄了。它不再是我记忆里的那所中学了，我曾经以为整个世界也不过如此广阔。 学校给母亲的宿舍在最北面，紧挨着大食堂。食堂那时烧煤块，从宿舍木条钉起来的窗子望出去，可看到空地上堆着山一样的煤块。白天其实我常去那里玩，捡些不同形状的煤块扔来扔去，把双手和脸蛋弄出滑稽的污黑。白天我不怕煤，但夜里就不一样了。夜里食堂空无一人，灯也逐一熄掉，只剩下无边的黑。如果是月夜，月夜更糟，光落在煤块上，会不怀好意地反射出不确定的幽光。我那时还没学会阅读，母亲也没觉得有必要阅读，她把门一锁走掉，让我早点睡觉。哪里说睡就能睡？我有时会趴在墙上听来自隔壁的动静，背靠背的隔壁屋子是一间体育老师妻子开的小卖部，有各种让人流口水的糖果出售。他们家有两个脑袋非常大的儿子，年纪一个比我大一个比我小。一个家庭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就很少再有安静的时候，但隔着砖墙，声音无法清晰传到这边。 打蚊子是现在能记起的那时唯一打发时间的事情了。靠近食堂，污水沟正好从门前经过，就少不了蚊虫来犯。我放下蚊帐，拿一只小瓶子，拍死的蚊子一一装进瓶子里，居然颇有成就感。那时穿的是母亲做的罩衫，就是双手从前面伸进，一串带子绑在后背上的那种，母亲出门前一般都先把带子解了，脱下罩衫，有次却忘了。罩衫脏，不能穿进被窝是她的训导，但她排练得起劲，迟迟不肯回，而我困了，又解不开后背上的带子，绝望得嘤嘤嘤哭。终于见有一男生经过，像捡到一根稻草，大喊一声，然后爬上靠窗的桌子，背对着窗外，让男生把带子解了。 不知那位男生是谁，不知确切发生在哪一年，但这一幕一直顽固留存在脑子里。“三角角”，这是我当年的外号。我出生时是光头，好不容易长了几年，终于有了些头发，母亲就迫不及待开始标新立异，给我绑了三个朝天辫，左右两个，头顶一个，她的同事怎么看都觉得好笑，就赐给我这个外号，众人皆知。我的意思是，那个帮我解过罩衫带子的男生，如果因为这个外号想起这件事，麻烦告诉我，我要把一个迟到的感谢送上。有些事在彼微不足道，在此却可能影响深远。 母亲可能永远不知道她锁门而去后，留在小房子里孤独、恐惧与悲戚。那些日子她一辈子都没有泯灭掉的童心正熠熠生辉，除了唱歌跳舞，还学了拉二胡，在家时也常乐陶陶地依呀依呀地拉，从曲不成调到后来的流畅丰富。 他们演出时，我照例都跟去，坐在第一排。有次母亲演一个年纪比她轻很多的男教师的女儿，表演唱逛新城之类的，旋律我至今都记得，张口就能哼得出来，唱词里有“全靠毛主席，生活顶呱呱”一句。母亲梳两根垂胸大辫子，脑袋歪来歪去地喊那个男教师爸爸，眉飞色舞，一点不扭抳。我坐台下，却无端觉得不好意思。果然这个男教师后来一直让我喊他外公，我弟弟偶尔从江对岸被父亲带来，男教师见了，也逼他喊。我们不可能喊，男教师就换了一种方式，他指着自己说：“你要是敢喊我外公，我就对你不客气！”我没上当，弟弟上当了，气汹汹地喊：“外公！外公！”男教师又扩大战果，指着刚下过雨积存地上的泥水故作凶恶地说：“你要是敢踩这里，我就对你不客气！”弟弟瞪了他一眼，抬脚重重踩下，溅起一片笑声。我母亲也笑，笑完回去给倔脾气的儿子洗鞋洗衣服。 这个男教师姓徐，后来我师专毕业也当起教师时，他和我成了同事，每次重提这事，他还是笑得满脸都是牙。 县中学的教师宣传队在文革开始后才鸟兽散。停课、工人阶级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办学习班后，说说笑笑的一团和气一下子被猜忌、提防、警觉所代替，互相揭批，人人自危。带红袖标的工宣队员坐在门口传达室里值班，寄出去的信必须经他们一一审看过。母亲有几次大约急着与江对岸的父亲统一口供，信不敢让工宣队的看，封好，装入我裤袋，让我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出了校门，丢进邮筒。若干年后当我看到《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这类的小说时，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在小小年纪时，我也曾似英勇穿越封锁线的地下党啊。 学习班揭批白热化时，母亲把我送到江对岸交给奶奶。奶奶住在公社院子旁的一间民居，屋前是个大晒谷场，每天总是一大群小孩在上面闹腾，这当然让我欢喜。有一天嬉闹正欢，听到几十米外电影院锣鼓大作，高音喇叭播着革命歌，还有彩旗，还有口号。以为是演戏，一群小孩都怕自己吃亏了，拔腿抢着往那边跑。电影院里都是人，连过道是站满了。我们从大人们腋下钻来钻去，终于钻到一个视野稍开阔的地方，抬起头，我看到了父亲。他居然站在舞台上，穿着蓝棉布对襟罩衫，已经很旧，肩膀处被磨得花白。之前的概念里舞台是神圣的，登上去都有喜事。没见父亲演过戏，唱歌跳舞也从未有，怎么忽然……不对，父亲头上多出一顶白纸糊出的又高又尖的帽子，胸前还有一块牌子，上面有字，还打了个叉。旁边的玩伴手一举大声喊起：“你爸！你爸！”很多人都看过来，大人的脸还能掩饰，小孩却不会，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涎着脸嬉笑。我愣愣站着片刻，往下一缩，然后猛地转过身，像一只被人泼了滚烫开水的狗。我跑回家，跟奶奶说了所见。奶奶抿着嘴没有答。过了一会，电影院里人散出来，排着队喊口号而过。奶奶和我们一起趴在门后，从门板上一道开裂的缝隙里寻找父亲的身影。他还是头上有高帽，胸前有牌子，他行走在队伍中，不时被喝叱推搡。他的背此时已经微弯，整个人也不免萎顿。如果可以选择，他宁可在黑暗里独自被鞭抽被棍打，也不愿在家门外被人羞辱。门里有把他从小像一块嫩豆腐捧在手心，时时担心会有闪失的寡母，只要有人伤了他欺侮了他，寡母从来都比自己肉被割都疼痛，她会瞬间跳起拼命，凶恶地、声嘶力竭地宛若绝望的母兽。所以之前父亲从未在我们面前表露过已置身窘境，保持高昂、伟岸的形象，是他一生的热渴，他尤其需要为寡母表演出世界已被他从容踩在脚下的英雄气概，以令她欣慰和骄傲。 此时却偏偏如此不堪。 五 镇小学一胖一瘦两位管宣传队的女老师其实都不会跳舞，但她们懂得借力，肯磨嘴皮，能下工夫。通常的步骤是这样的，先印出歌曲，白胖的那个老师会弹风琴和手风琴，由她教我们唱，然后从外面请人来教动作。 这个镇离福州城二十公里不到，风调雨顺土地肥沃，既然到乡下去接受教育是逃脱不掉的，城里的知青就希望能去近一点、富庶一点的地方。那些年轻的、白净的、貌美的都市男女涌来了，越来越多。他们如果能唱或跳或弹，就算有一技之长，不用说立马就脱颖而出，而能进公社宣传队，则是向招工、当兵甚至上大学的可能性靠拢了一大步。并且公社还破天荒给宣传队员开工资，干部最低每月三十三点五元，他们则可以拿到二十八元。那时一件棉“的确凉”衬衫不过十元左右，毛“的确凉”裤子比较贵，大约二十多元也可买到。不吹风不淋雨、不挑担不劳动，只要开开心心地跳个舞弹个琴却可以过上拿工资的生活，这样的福利待遇让那些在“广阔天地接受教育”的人眼红心热。 一位张姓知青能写会画，当年在公社插队时被招到公社给我父亲当助手，后来他是福州市作协副主席，著名剧作家。这些年在一些会议上碰见他时，常听他说起当年的旧事。公社宣传队的工资每月原来都是由他制表开出的，他说：“你爸当年工资20级，自己每月才64元哩，结果他却提出要给宣传队的人开28元工资，因为宣传队为公社争光了！” 所谓“争光”是指公社宣传队排出来的节目，在省、市、县文艺汇演中反复拿大奖，《福建日报》还整版刊登过他们创作的剧本。不汇演时，则被附近其他公社以及部队、工厂请去演出，下午坐船或者坐车动身，晚上演完吃个夜宵马上再坐船或坐车返回，常常下半夜甚至凌晨才到，没有报酬，但很有成就感，每个人都非常亢奋。“那时候我们真是太红了，名声大得不得了，演一场轰动一场！”父亲当年的这个助手如今已经门牙不全了，话语中吃吃漏着风，但说着说着眼还是发亮，嗓音越来越高。 也是他告诉我，那时宣传队的人一般不喊我父亲官称，而是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依指”——公社宣传队指导员。所有大小演出，父亲总是亲临现场，带队到省、市、县以及各处，有时路太远来不及赶回，又花不起大钱舒舒坦坦住宾馆，就全体打地铺睡下，我父亲就地一躺，和他们一起囫囵一夜，第二天再匆匆赶路。年前后，这支名声远扬的宣传队被很多单位盯上了，单南昌铁路局就一次招工走了十二个，全是吹拉弹跳唱的“台柱”，招去加强铁路局的宣传队。这事当时轰动一时，父亲则又得意又忧愁：台柱一走，公社宣传队就塌掉一半，这可如何是好？最后他倒是放了手，毕竟关系到这些人的前途命运啊。 他晚年时我一再开类似的玩笑，我说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在小说里都是淫荡邪恶下流的角色，最喜欢把美貌女知青玩弄于股掌之间什么什么的，你是不是当年也这么干啊？不干你不是枉担虚名了吗？父亲对这样的无厘头发问早已习惯，他以为我不过又拿他开涮，调皮捣蛋而已。其实玩笑之下，我心里存着真切的好奇。有？没有？直觉与情感都选择了后者。母亲也说，他那时多么革命啊，一心想进步，就是想做也没那个胆！ 公社宣传队的男女后来与我都非常熟悉，跳舞的那几个女的谁衣服最多、谁最爱耍脾气，演话剧的那几个男女谁普通话最好、谁最常演主角，以及乐队的那些人谁可以兼奏几种乐器、谁还可以客串跳跳舞唱唱歌等等，都一清二楚。 《洗衣歌》是藏族舞，一群藏族女孩想方设法帮亲人解放军洗衣裳，军民鱼水情谊深。公社宣传队先排了这出舞，曲美舞好，跳的人和看的人都很兴奋。我们小学老师也兴奋了，于是把那个领舞的吴姓女知青请来教我们。“呃，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呷拉羊卓若若哩格桑贝多桑呃……”黑瘦老师分工管舞蹈，她站在一旁看，动作比我们还强烈，手挥动着，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主要指的是表情。我们几个还没发育的小丫头平时连自己衣服都不想洗，不明白为什么帮别人洗衣服需要那么高兴。即使上了舞台，被迫挤一点笑意到脸上，也完全是敷衍性的。 那时县里的汇演也接连不断。各公社自己演过后，挑出好节目往县里送，镇小学是公社主力，一次都没落下过。《洗衣歌》被选去的那次，县里又从汇演里挑出十几个节目，凑成一台，开始在几个公社巡演。 县城相当远，我们镇在福州城南面，而县城在福州城的西面，得先坐船再坐汽车，穿过城，绕一圈才能抵达。出行的日子总是格外兴奋，因为巡演，从这公社到那公社，一曲《洗衣歌》就被无数次重复，今晚洗了，明晚再洗，每天晚上当一回藏族姑娘，抢着帮亲人解放军洗衣服……写到这里音乐响起了，那拖腔拖调的长长一声“呃——”响起了，“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然后在我心底，在脑的深处，与音乐相呼应的舞蹈动作也次第浮起，一个一个，一串一串，竟是那么清晰可见。我以为早忘了，其实没忘，它们只是歇息着，冬眠着，忽然之间又种子般春风吹又生。 细算起来，藏族舞确实是我们那时最喜欢也跳得最经常的。去年我在中篇小说《雅鲁藏布江》里写到两位宣传队男女的故事，他们当年分别是《洗衣歌》里的两位主角：卓玛姑娘和解放军炊事班长，在几十年后重逢、纠葛、感伤，经历因欲望膨胀而造就的种种伤痛后，蓦然回头，才发现当初荡漾在洗衣衫这样小事里的人与人间彼此单纯关爱与温暖，是多么可贵与难寻。小说中主人公对藏族舞有这样的感叹：“懒洋洋中透出的柔媚，是把激情揉碎后渗进每一寸骨骼后的绽放，臂虽如柳枝等闲拂动，腰虽似行云恣意飘荡，一招一式却又有丝丝入扣的精致与华丽。”对吗？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还理解它与蒙古舞正相反，应该浑身每一个关节都极度放松，松不是松垮，而是以一股蛇行般丰娆的内劲从容掌控的松弛，“懒洋洋”只是假象，覆盖着的是无边的蓬勃的随时要拔地而起的妖娆。 年7月我第一次去西藏，飞机在拉萨降落时，从机舱上往下看，看到著名的雅鲁藏布江，那一瞬失望与沮丧突奔而至。当然转眼我又释然了。所谓的狭小、平凡、普通，只是相对于我想象中的那条浩瀚的大江而言，当年无数歌曲夸它捧它神话它，其实都并非它的本意，它与天下所有江河都没有区别，静静置身高原上，默默穿行雪山间，几千年一如既往承载着只属于自己的命运。此次出行前不时有人威胁说高原反应如何如何可怕，举出谁谁谁几乎灭顶的例子。我有过一瞬的紧张，碰到西藏作家扎西达娃时还特地向他咨询。扎西达娃头一甩，蓄着杂乱胡须的脸上呈现慈祥之光。他说：没事！扎西达娃在那里出生长大，他的没事不具参考性。但即使有事，我也打算一意孤行，大不了倒在高原上，融化在雪山间。 拉萨市海拔三千六百多米，出机场时同行的已经有人开始高原反应，抱着便携式氧气瓶不放手，我没有。从机场直接去芝林地区，得翻过海拔五千零二十米高的米拉山口，并在山口附近的军营吃晚饭，许多人深感不适，头晕，头疼，心慌，半夜还有人心脏出问题喊来医院，而我除了在米拉山口走动时脚有点飘外，其他都尚好。第三天再过米拉山口，我去买了几条经幡系到高处为家人祈福，风迅疾而至，经幡像一双双硕大无朋的手漫天舞动，欢快、随意、无拘、妩媚、懒洋洋——这便是藏族舞蹈的精髓吧？我兴奋莫明，高举双手追着经幡奔跑，并大声喊叫，被当地人严厉制止，说这样太耗氧。确实有点喘，胸口那里堵着东西，嗓间有点粘，像刚经历剧烈运动，但还好，能接受。接下去在日喀什，在纳木措，就越发无恙。有一种说法是，瘦的人更扛得住高原上的诡异变化，我却想到或者是因为年少时一次又一次穿藏族衣服跳藏族舞的缘故？那时积的因，才有后来的果。 必须特别提及的是，就是在西藏期间，我写出了长篇小说《我的唐山》的故事大纲。 那次一行十几人，当地一部藏族女干部独独主动给我取了个藏名：次仁卓玛，就是长寿女神的意思。这是我本名、笔名之外的第三个名字。（一） 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