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另一位从农村走出的博士，对故乡的观察总结。从乡村到城市，是一个长久被书写的主题，其中的个人体验，其实就是城镇化历史的一部分。而与之前王磊光博士的返乡笔记不同的是，作者认为自己的故乡虽然和其他乡村一样，存在诸种问题，但其实也在变得更好。他说到更多的，是乡村对知识的矛盾态度，这也与城市里出现的“凤凰男”概念互相映照。作者原文标题为《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本文有删节。

最近网上很热的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返乡笔记，描述出了当前部分地域农村生活的一些情境和问题。读过之后，我感觉那里的状况和我的家乡（鲁西南）有些地方近似，但也有不同。文章有些地方很有启发。

我也试着写写我的回乡观感。我从大学起离乡读书，算起来已有十二年，回家早已是走马观花，不够深入。我觉得，自己对农村问题的历史和当前政策把握得不全面，可能对问题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不过，既然有人写了，我也试着描述下问题。

不过，这篇文章绝不是写给村里人看的，而是写给城里人和住在城里的村里人看的。真正的村里人，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而被无视的大多数。

我家在鲁西南华北平原的一个村子里。我八岁前在农村生活，也干农活，之后随父母进城做生意。我在县城待了七年后，又搬回村里务农两年，暑期劳作，起五更打黄昏，很是辛苦，也明白庄子所谓天人合一的感觉。两年后，父母去镇上做生意。11年后，父母再次搬回村里居住，我则从高中读到了博士，目前处于“博士之后”的阶段。

我在村里、县里、滨海小城、北京、美国读过书，在这些地方都有至少一年的生活体验，但是是否深入，却很难说。因为，个人感觉，八岁离乡后，就从与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脱离出来，成为原子化的个人，社会生活中的漂浮者，个人的生命体验就是一种漂泊和无根感。对他乡，你想融入，但它的疏离感却总让你觉得隔一层。对故乡，因为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也不再有那种亲密感。从鲁迅开始，这就一直是个很重要的写作主题。

作为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的“候人”，可谓奔波，但我也因此具备“双重视域”：以一个“乡下人”视角看现代城市生活，也以一个“城里人”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

而且，就“家庭成分”而言，我爸这边，早前是贫农，根正苗红，高中毕业，当过兵，称赞毛泽东。我妈那边早前是地主，被人欺负，被骂为“地主羔子”，辍学回家，小学不毕业，感恩邓小平。可以说，我家的话语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同样给了我一种双重视角。

对农村的政治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还有待正式调研，这里不便多加讨论。仅就当下的观感而言，我觉得农村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传统伦理生活的瓦解。其表现是多方面的，较为突出者是情感问题、养老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

情感问题。此问题的多发群体是青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急剧市场化以及有缺陷的城市化，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在钢铁水泥筑成的城市里贩卖自己的体力。我们知道，相对乡土社会的稳定和静态而言，现代社会最大特点是流动性：资本流动，物资流动，人口流动，情感流动……与流动性相关的是，城市生活的“陌生人”处境：出门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这带来城市生活的理性化和冷漠。其后果也是双重的：作为理性人，大家谨小慎微，保持有节制的礼貌和距离；同时，有的人却大胆放纵自己，因为只要离开了这里，就没人认识你，没有“口碑”，没有乡亲的指指点点，行为成本降至最低。

如此，许多青年人在城市开始“新生活”。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早已是陈芝麻烂谷子。然而，他们的性教育普遍不足，很多人未婚先孕，有的甚至未到婚龄。双方父母喜忧参半地有了媳妇或女婿。子女未婚先孕，在传统社会是很不体面的，这在农村尤其明显。现在，大家对这一现象见怪不怪。但是，因为“小年轻”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对情感的理解以及对彼此个人和家庭了解不足，这种草率结合的感情，稳定性较差，许多家庭婚后不久问题重重，甚至离婚。

现代生活的流动性和匿名化为再次寻找“合适的”配偶提供了可能。我不知是否有人对农村的离婚率做过调查，个人感觉不会比城市低。其原因大概有：

（1）再次择偶的可能性增多。许多夫妻两地分居。夫妻单方进城务工，一人留守，双方出轨可能性都很大。中国婚姻的一贯取向是嫁高娶低。女性多愿往城市嫁，男性则多愿找比自己稍弱一点的女性，这是中国人的思维痼弊，所以农村男光棍多，大城市则是剩女多。这也导致婚姻的不稳定，今年听说一个女孩两年内居然结了六次婚。

（2）婚姻的交易化倾向。如王磊光一文所言，农村男性现在的娶妻成本不比城市少，以我家那边的情况而言，大多要求有房有车，最好城里再有一套房。彩礼金额年年攀升，少则三两万，多则八九万。前段时间，网上有个辟谣贴，说“彩礼超十万涉嫌违法”是谣言。这样的谣言之所以产生，其现实原因就是农村彩礼过高。女方家庭很多不是本着女儿婚后的幸福提要求，而是觉得养这么大，不要点回报就嫁出去，实在太亏，要捞回来，确有“卖女儿”嫌疑。有的家庭这么做，则是出于攀比心理。

当然，其中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农村养老问题，即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村家庭对养儿防老的担忧和不信任。

（3）父母子女异地和父母权威的瓦解。传统家庭的稳定在于，父母一方面可以帮儿女料理家务，让儿女专心打拼，另一方面凭个人生活经验，订正儿女家庭生活的一些问题。但现代社会，很多父母和子女都是异地，即便同住，进城务工返乡的年轻人也多有“父母什么也不懂”的观念。在处理情感问题方面，传统的以长期经验树立起来的权威，遭到了现代生活以短暂经历为基础的体验的挑战。

城市在物质上已足够现代化，甚至步入后现代，农村则现代化得不足。农村人进入城市生活，无论进城务工还是读书，都是个人急剧现代化的过程，其间观念的挑战和冲击很大。两代人的冲突，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冲突。

养老问题。如上文所言，农村婚姻之所以存在交易化倾向，其中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养老问题。农村养老问题的严重性，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对城市和农村非体制内的人而言，养老问题基本要靠自己和儿女解决。无病无灾，基本都很好，但凡有了大病，就很麻烦。在大部分农村，老人得重病，就是等死。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和儿女多少，往往没有直接关系。古语言，寿则多辱。这种情况在农村比较普遍。

虽然现在农村已有了一些合作医疗，报销比率也在提高，但对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老人一旦得了重病，若要治疗，不用多久，就会家徒四壁，老人病情也不会有多大好转。老人重病不治疗，不全是儿女不孝，而是老人自己的“理性”选择：拒绝治疗。老人对慢性病，更是任其发展。

养老问题里，容易被忽视的是老人的情感问题，亦即老人生活陪伴问题。有的老人丧妻或丧夫，个人的情感发生了很大的缺失，只有从儿女那里获得慰藉。但是，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现在农村的儿女能真正做到体谅父母、感同身受的人很少。

很多人的养老观念仅停留在让父母吃饱饭、穿暖衣这个层面，有的甚至连这个也做不到。对不孝子女，乡俗的约束力微乎其微，外在的干预力量，如政府的作用，基本无效。孔子说，养父母不只是让他们吃饱饭，还要有一颗恭敬之心。这一点，很多中国人都忘记了。

空巢老人则多是现实原因造成，老人们在家乡，生活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情感没有得到足够的体恤。可以说，城乡二元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的一系列伦理问题，都在慢慢积累发酵。说句题外话，春节期间的电视节目，包括春晚，一直在诉说“温情”二字，我觉得，简直是往伤口上撒盐。哪个有良心的人愿意跟父母两地分开？现实的问题要现实地解决，一遍遍铺天盖地说教孝悌，反而让人觉得逆反。

今年发现的一个有意思也较严重的问题，是传统习俗的崩解。我家那边，经济在省内相对落后，传统习俗却保持得较好。比如，大年初一要去给长辈磕头拜年，上供供奉四方之神和先祖，天不亮不能往外泼水，平时有好吃的东西先要敬神（俗称愿语），三十贴了花门（春联之类）不能上门讨账之类。说是古风怡然也好，说是陈规陋习也罢，反正一年一年，这些做法一直在延续。

但是，现代生活对传统的冲击还是很多。这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在外打工，过年已不再返乡。年轻人睡到很晚还不去给老人拜年，有的城里一套房，家里一套房，父母子女、婆媳关系紧张。

说到底，农村问题还是现代性问题，具体而言，是制度问题。

在经济上，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略有好转。但是，既然土地承包到个人，为何农村经济一直徘徊不前？一些文章谈了很多，但有个重要原因没有谈到，就是农村之前存在多年的税负问题。农业税，换个说法是交公粮和“提留”，有“三提留”、“五统筹”之说，说白了就是“地租”。这种收费形式存在于20世纪80和90年代，税费基本是定额的，无论产量是否因气候受影响，都要上交，而且分量不轻。我们那早前有因交公粮而与政府人员发生械斗甚至打死人的情况。

除了公粮，还有“徭役”。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只发生在旧社会。然而，即便在20世纪80、90年代，一些农村挖沟修渠，以及修建大型的水利项目和工程，各家各户也都要出人出力，不然就交钱冲抵。这么做有好处，就是修建了很多水利项目，但这就是变相徭役。直到21世纪初期，农业税才被废除，农村稍微缓口气。但农资的上涨，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农业劳动力的丧失，都在侵蚀着农村生活。

前段时间热播的《老农民》，基本上再现了年后农村的发展历程。有人说，这部戏仍沿着官方叙事的路数在讲故事，塑造的农民形象过于传统而古板，即爱土地，却夹杂着农民式的狡黠。我觉得，这部戏总体而言是成功的，若说有问题，其最大问题就是历史化得不够：对很多重要的历史环节轻描淡写，如大饥荒的政策原因、围绕交公粮的抗争等。而是否顺着官方的历史叙事讲故事，并非否定这部戏的关键，因为官方叙事也基本符合史实。我回村后问我妈，这戏她觉得真不？她说，一件件就跟在眼前一样。但是，历史的呈现和历史地分析是不同的，前者是描述，后者是批判。对历史，哪些地方呈现，哪些地方不呈现，会直接影响观众对历史和现实的判断。

至于说当前，农民是否还热爱土地？可以肯定地说，对土地有感情，但有多爱很难说。上了岁数的老人，无论走到哪，他们都会挂念着土地。年轻人却不一定。其实，大多数农村人确实在想方设法摆脱土地。

我爸以前常对我说的是，农村人要走出土地不容易，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他们这辈人用尽力气，让我们读书走出来，我们费些心力，在城里落下来，下一辈的孩子就可以坐享其成了。这就是现实的逻辑。焦波先生拍了一个纪录片，叫《乡村里的中国》，很多大程度上展现了当前农村的一些问题，但也只是一个侧面。

有朋友问我，农村对知识的态度，简单点说，就是对于读书的态度。这个问题，说起来不太乐观，就我个人而言，也有很多感触。我家两个博士，哥哥目前在大学教书，我在研究所做博后。我俩现在的收入嘛，说起来不理想，可能还比不上打工的月薪。更是远不如在家做生意的妹妹一家。我爸妈常说的就是，若你俩有一个在家，咱家的收入和经济条件都会很不一样。

可以说，我和大哥读书十多年，尤其是本科阶段的大部分花销，都要靠爸妈做生意赚取。头些年，每年从家里抽取两三万块钱，对父母的小本生意来说，也是不小的冲击，导致爸妈虽然看到商机，却没有投入再生产的足够资金做支持。不过，就经济情况而言，我家算好的，我们读完博士，家里没有亏空，盖了新房，生意也不断好转。

但对于务农的家庭而言，子女读书的压力极大，大多要靠借债来完成。农村重男轻女现象严重，很多女孩在初中或高中之后不再读书，男生好一点，但也有人觉得读书无用，主要出于经济的考虑。

爸妈此前对我说，我们哥俩读书，对他们自己而言，就是个名誉，听起来好听，但很辛苦，回报周期很长，而且，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他们有时也会怀疑这么供给我们读书的意义何在，逢年过节难免暗自伤怀。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我们读书取得的成绩还是很骄傲的。

早就有人说，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城里人的游戏，在我看来，这句话是很残酷的现实。其原因，不只是城乡经济能力差异，还有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造成的视野差异，以及政府对城乡教育投入的差别造成的教育水平的悬殊。

城市吸收了最好的资源。在北京，博士会去教高中，硕士会去教小学，本科生基本没有很好的留京机会。但在农村，大多是高中教小学，专科和本科教初高中，农村的孩子必须很用功很勤奋，才能弥补自己一出生就注定的落后状态和人生体验的缺失。这还只是学校教育的差别，不涉及家庭教育的悬殊。

总体而言，农村人对读书的态度很矛盾，他们一方面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另一方面，又发现，这条路的难度越来越大，很多人的投入基本无法收回成本。而且，“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的宿命论观念，仍然盛行。很多人不明白，在遗传上，就绝大部分人而言，智力上的差异微乎其微，所谓遗传主要是家庭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思维习惯更是决定个人后天禀赋的主要因素。村里人对读完书最后选择做研究而非当官或经商挣钱，更无法理解。穷读书人回乡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是很高的。

最后，我想就“凤凰男”问题说几句。我很不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它污名化了一个群体，体现了一群人的傲慢和无知。这和我个人的农村出身无关。我自己就是乡下人，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身份及相关阅历，尤其对我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体验和思想资源。

“凤凰男”之所以成为话题，根结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城乡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从农村读书出来的男孩子，稍有点良心的，都必然想着反哺家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在城市以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开始恋爱、娶妻、生子、买房、置业等。可以说，他们的经济压力比城市男青年往往大许多。他们大多数有学历、有才情、有抱负，只是人生的规划和事业还没有逐步展开和实现。但现在很多人婚恋观念很实际，收入多寡、有无房车、有无户口、身高多少等，都会成为征婚寻友的参数。在这样一个情感已经参数化的时代，这些人能在北京、上海留下来，本身是有含金量的。

之所以有人吐槽“凤凰男”，在于一些姑娘看重这些男生的个人品质，但想摆脱围绕他们的社会关系：生活在农村的亲友。如此，这是个悖论：女孩想要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却又让自己的男人忘恩负义！我时常看到很多人指责农村生活陋习的文章，比如群己不分、喜欢窥探他人隐私、干涉他人生活等。其实呢，说到底，这都是接受了现代生活观念的人，对稍微传统一点的生活方式的责难和拒绝，细想来，农村人所有这些问题，城市人也有，只是农村人彼此熟悉，做起来顾忌就少，城市人彼此不熟悉，所以也不去探查，但相互熟悉的城里人，也会有同样的行为方式。

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些吐槽，没啥道理。我看那些吐槽文章，很多都出在”自私”二字上。其中既有男方无原则的责任心泛滥和对自家人的妥协，也有女方的自我、骄横和不体谅。

符号化地谈论和对待一个群体，是一种笨拙、懒惰甚至野蛮的认知方式。不加限定地将普遍经验特殊化和将特殊经验普遍化，是两种常见的却也很容易导致一些误解和误判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凤凰男和城市剩女（包括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女孩），这对痴男怨女，是社会和时代内在结构失衡的外在表现，它既有政治经济症结，也是观念的畸变。

农村早已不是陶渊明描述的世外桃源，其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不是一副凋敝破败的图像，不同地域的农村图景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我绝不愿用“凋敝”二字来形容我的家乡，因为她近些年确实在不断地好起来。近年来，废除了农业税，真正实行了义务教育，创建了合作医疗，老人也有了很少的一点养老补贴，农业补贴也在增多。无论怎样，农民的收入在增长，购买力也确实在增强。他们有宅基地和土地，不用非得在城里置业，也不会最后失去依靠。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如通了公路），翻新房屋、买汽车的家庭也在不断增多。随着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很多人不再外出打工。在现代生活的冲击下，故乡只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姿态。

我这里讲的，是农村受到的冲击，经历的阵痛，并试着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对我这样农村读书走出来，在城里漂泊的时间比在家安定的时间还要多的人来说，早就分不清哪是故乡哪是异乡了。过年回家出了门，认识的也就是族内和近门的人。同辈早已面目生疏，叫不出名字。所谓，乡音无改，客从何来，不过是每年都发生的故事。

（摘自澎湃新闻，原标题：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

（作者：常培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作者邮箱：lucky.cpj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年到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部的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妻子?房子?车子

　　（1）妻子。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农村的男青年来说的。在今天的社会，农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妇越来越难。一来，这是由中国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而且，农村稍微长得好看点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在农村的女孩子越来越少。二来，农村青年讨媳妇，要具备的物质条件很高，现在普遍的一个情况是：彩礼六到八万，房子两套：在老家一栋楼，在县城一套房。这个压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讨老婆的压力小。

　　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只要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这在乡村已成了一门生意，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男方至少要给媒人五百块，最终结婚时，还要给上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

　　传统的农村婚姻，从相亲到定亲到结婚，要三四年时间，男女双方有一个了解和熟悉的过程。现在却不同，年里看对的，过了年，马上定亲，然后女青年跟着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过去，女方怀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听过一个搞量化统计的学者对农民工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农村孩子结婚越来越迟。但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女孩子难找，男孩子一到二十岁，父母就张罗着给儿子物色对象，物色好对象之后，既怕女孩子变心，又考虑要到城市讨生活的现实情况，就催着孩子赶快结婚。可以想象：在现代社会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样的婚姻会出现多少问题！事实上，农村离婚的情况，也是与日俱增的。

　　（2）房子。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农村人娶老婆要房子两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其实县城的那套房，平时都空着，只是过年时回来住，但对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过年时，有的也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父母住不惯，在县城过了大年，初一就赶回来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没有。

　　但是，为了添置这两套房，将来给儿子娶媳妇，很多家庭是举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给大家看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写的一则笔记，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问题，但还有其他的含义在其中。

年冬天的一则笔记

跟大哥、细哥到二郎庙水库捕鱼。（细哥承包的这座小水库只有三十亩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纯净，可直接饮用，鱼放在里面长得非常慢，一年下来甚至还要瘦。每年腊月底或者年初，细哥就要从外面进鱼秧，虽说是鱼秧，其实有三斤多一条——这种鱼是在平原地带的池塘里用饲料喂养的，进价是两块多，但是鱼在纯净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卖到五块多一斤。）

一个拉砖的师傅把车停在坝上。我们问他，从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钱。他骂了一句话粗话，然后说：“两百块，划不来！”又说，就是这样的生意，也越来越少了。山里的楼房基本都做完了，没有做的也都在县城里买了房。大哥说：“在县城买房又么样，到时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司机说：“只要是人，总有个生存的法子。”又来了一个人，是细哥的同学，他的摩托车上带着老婆和还在读初中的儿子。得知他在这山里做了楼房，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细哥问：“你要买那么多房做么事！”他叹了一口气：“我们这时代不叫人过的时代！没办法！”“做了一栋楼，买了一套房，还叫没办法！明年还去打工吗？”“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这座水库上头的两个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这里做了一栋楼，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其间来了一人，开小车，戴墨镜，手腕上戴着很粗的黄金链子。老远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网的细哥，问有鱼没有。细哥正划着独木船，一只手划，一只手下网，笑着答：“你又不买，问着做么事！”同我们说话时，他的墨镜始终没有摘下来，神气得不得了。墨镜又对细哥喊：“别扑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帮不了你。”说完就独自哈哈地笑。他同我们说起晚上要陪开挖机的斗地主。说是挖山种天麻，规模很大，已经买了十五万斤树。从言谈中得知，他平时在县城住。细哥的同学也说，他准备将家里几面山的树都卖了——分田到户后交了几十年的税，没有沾过任何光。后来听细哥讲，墨镜小学没读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讨债，拿斧头砍人，就这样起家的。

一会儿又来了母女三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她们是来买鱼的。跟墨镜是亲戚。墨镜却不认识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呀！”墨镜说，“在哪里打工？”她说在温州。“属什么？”“属鸡。（刚满20）”墨镜说：“还没有说人家吧？我帮你介绍个。”女孩的母亲说：“她回来这几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来介绍。”“某某某正为儿子找媳妇急得哼，我把你说到他家。”（说，替人说亲的意思）女孩母亲连忙说：“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县城里。”墨镜说：“他家在县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气不好，但你们又不跟她过，你们到县里住，做点小生意。他家也有钱，你叫他们现在拿个四五十万，轻而易举就拿出来了。”墨镜走的时候，表示过两天，要带那男孩上门相亲。

（年腊月25）

　　（3）车子。近些年来，对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一种东西的渴求，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那就是车子。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万，八万，二十万，各种档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认识车子的牌子，不知道车子的价位，只知道这些车叫“小车”。不管什么小车，关键是要有！

　　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的情况是：物价飞涨。

知识的无力感

　　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 　　倒是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在第一类家庭中，这些老人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有人会问：国家不是有低保吗？是的，他们中的确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乡，低保的额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为他们处在农村的最底层，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低保名额通常被身强体壮者拿走。甚至，有些村干部为了堵住所谓“刁民”的嘴，不让他们到镇上或县里反映村里的问题，就把这些人变成低保户，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有钱人吃低保”，早已成为农村公认的一桩怪事。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家家户户给这些孤寡老人送点东西。

　　这里所谓第二类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年代出生的家庭。这些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教育收费的最高峰，没有哪一坎能够躲过。并且，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大人内外应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又面临结婚、买房等种种压力。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你要问我过年在家乡看什么，其实我没看什么，因为一大半时间是呆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

　　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小结

　　说了上面这些，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