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生不死只是渐凋零

班李响

一、结缘

若不是长江上两船相错之时的高音喇叭广播，我肯定会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年中考结束回家，看见了在我心中代表着潮流、潇洒的堂叔，心里很是高兴，每天腻在他家，艳羡地听着他吹嘘外面的精彩。堂叔比我大六岁，初中毕业后进入南溪船运公司，整日在长江上跑船。每隔几个月回家一趟，每次回来都吸引了全村男女老少的目光。大波浪，花衬衣、喇叭裤、录音机，老辈人心中的不良青年，少年们心中的时代偶像。

当堂叔说带我一起去长江跑船，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时，我无比激动。完全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和堂叔从黄石乘游轮顺江而下，两天后到达堂叔的工作地：一艘停泊在江苏南通港口的驳船。之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内，我们在长江中下游来回运输货物。直到有一天，我们的船在长江下游江阴段逆流而上时，突然听到顺流而下的一艘拖船鸣笛，接着听到对方用高音喇叭大喊，“李**,你侄儿考上了师范，赶快带他回去面试”。就这样，堂叔匆忙带着我赶回老家，参加了浠水师范的招生面试。

在那个没有手机通讯的年代，在帆樯如云的江面上，一艘航行在长江上完全无法接受电报或信件的货船居然能与公司的另一条船相会，还能通过“喊话”的方式及时传达通知，想起来真是神奇，仿佛就是命里注定我要与浠师结下一段良缘。

其实，在那个年代上师范的你我，尽管辛酸故事略有差异，但背后推力却几乎相同。我们有幸或不幸落在同一个分数段，贫穷的农村家庭，格局受限的父母，商品粮与铁饭碗的诱惑，加上懵懂无知被动接受安排的少年，让我们走上凤栖山印证了偶然之必然。

二、同学

刚满十四岁的我，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完全发育，身材瘦弱矮小，心智更是还在少年阶段，入校第二天就被师姐“调戏”了一番。

记得我在学校大门口右边斜坡上的那家小餐厅用餐时，一位面容姣丽，身材高挑的姐姐笑着对我说，“这个细伢长得挺秀气的，这么小也来读师范啊！还穿着军装哦！”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这么漂亮的县城姐姐居然主动和我说话吗？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回话，只是发呆地看着美女姐姐带着浅笑慢慢离去。在失神中却突然发现，上了师范的我居然还穿着带有红领章的绿色仿制军装，一股自卑感突然涌上心头，浇灭了考上师范的自豪。回到宿舍，脱下幼稚的衣服，丢进了箱子的最底层，仿佛告别了无知与幼稚，立即走进了青春。然而，尽管在师范我真正的开始发育，三年中在黑灯瞎火的宿舍里系统地接受了年长同学的生理教育，我却再也没有勇气去追求女孩。

真是“浠师门口初相遇，一见师姐误三年啊”！

拿到学生证时，同学们互相问着对方的学号，对即将陪伴自己三年的数字符号表达着欢喜与失落。当听说90级中考最高分陈小兵同学的学号是一号时，喧闹的班级突然静下来，仿佛大家的地位突然被数字安排，再也不好意思打听别人的号码。想起来，那是多么的纯真与幼稚啊！但就是这种纯真与幼稚，才会让我们结下终身难忘的友情。

师范生之间的友谊之所以深厚，不仅与年少的纯洁和真诚相关，更与我们学习生活的环境有关。小学同学大多来自同一个村庄，在过家家中建立的更多是乡情而不是同窗情。初中时虽然已经逐渐懂事，但繁重的学业和激烈的竞争让我们过于专注于学业，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友情，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大多模糊不清。而凤栖山上的三年则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没有学习压力，因此有了闲情逸致经营友谊；没有了激烈的竞争，因此少了妒贤嫉能的黑暗心理；没有了功名利益的冲突，因此少了勾心斗角的意愿和行动。我们有的只是大把时光，用心将同学一个个刻在心里，以至于越老越清晰，越老越愿意回忆。而且，对于绝大部分师范生来说，毕业意味着人生学业的结束，也意味着一辈子再也没有了其他同学。因此，我们哪会不珍惜凤栖山上三年的友谊，又有哪里的同学能与师范的同窗相比？就我个人来说，尽管后来我在进修过程中遇见了很多同学，也建立了不错的同窗友谊。然而，与师范的同学情比起来，它们就多少显得有些功利与世故。我想，也许是师范三年，我已经毫无保留地交出了我最纯真的友谊，在我心中安放同窗情的核心区域，再也留不出一丝一毫的位置给以后的同学。

一直流传着90级学生是学校领导心中开始“转性”的一届。比起师兄师姐们，我们显得特别调皮，特别的痞气，特别难以管理，仿佛真的是跨越时代而来，与80年代的师兄师姐格格不入。以至于不知何时，学校里开始流传着90级“28金刚”之说，上敢挑战师兄、调戏师姐，下会欺负师弟、戏谑师妹。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28金刚名单到底包含哪些人，但我绝对是那个圈子的一员，不过应该只是外围人员，小跟班而已。师弟师妹眼中的“坏蛋”，老师眼中的“坏孩子”，同级同学眼中的“狗腿子”。尽管恶名在外，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却与同学们相处极为融洽，尤其是同班同学之间，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没有发生如今校园中的欺凌现象，有的只是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为兄弟出头而甘愿受罚。比如，我们班的老大锐哥，曾经就为了帮我们，急匆匆从训练场赶回，将欺负我们、强占我们篮球场的89级师兄揍了一顿。接受惩罚的是他个人，扬眉吐气的却是我们整届。一战之下，让我们以后少受了一些欺负，也多了一些狂妄。

有了靠山，加上又算是本地人（老家清泉镇），学习没有任何压力，让我师范三年的生活过得十分潇洒自在。那时的我，心态也许就如同后来香港电影中的古惑仔，喜欢张扬，学着纨绔，向往着左擎苍、右牵黄的狗少生活。喜欢说着不着边际的话，喝着低劣辣口的白酒，谈着师姐师妹的风姿，流连在校门口的桌球旁，县城的录像厅和游戏室。总之，正事不干，坏事不敢干，和一群哥们虚度着青春，收获着友谊。

三年的师范生活，因为我的玩物丧志，不思进取，对学习并不留心，因此脑海中有关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印象很浅，只剩下点点滴滴。陈刚同学的作文经常被郭永红老师在班上作为样板点评，让我这样一名严重偏科，中考语文只考了72分的同学，甚是羡慕，所以印象最深。还记得陈绿荫同学的散文和诗歌，陈群鹏同学飘逸的书法，江龙同学的数学天赋，女班长朱磊的激情演讲......印象最深的记忆全部来自课外生活。周华同学的风趣幽默，田满丽同学的歌舞，吴永红同学的百米冲刺与艺术针线（曾经帮我缝补破损的毛衣，绣上的图案让旧衣服看起来更时髦），吴贵学同学的认真与执拗，杨山河同学的小品与相声，王洪勇同学的长兄风范与思想工作，周原同学每晚在宿舍的歌声，孙林同学每天的武术练习，王中同学曾经的小商贩经营，以及我和蔡友生同学一起拼课桌睡教室的岁月......当然，还有班里班外同学们之间的“风流韵事”，更是印象深刻，至今还是同学聚会时的热点话题。

师范期间，外向且叛逆的我总不喜欢回家，而是愿意和同学一起游玩，去同学家串门。除了常去周锐家加餐外，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过王洪勇、郭艳丽家做客，在那边乡镇郊游；去过王中家，并和同学一起参观蕲州李时珍博物馆；和同学一起参观过朱磊兼职讲解的闻一多纪念馆；和小组同学定期做帮助孤寡老人的志愿工作；和同学们一起去神山游玩......感动总是在不经意的瞬间出现，友谊总是在交际中不断增长。

最精彩的场景之一就是喝完毕业酒，我们班十几名男生一起在午夜的街头游荡，集体寻找能放三级片的录像厅。最终，在叶子楣和叶玉卿的模糊身影和娇喘声中，三年生理教育的缺失，一晚就完全补上。那是多么无法安放的青春，多么无法释放的力比多啊！

三、老师

可能和大部分同学的感受不同，对于师范老师的情感我十分复杂，可以说“畏”多于“敬”，“尊重”多过“感激”，“敬爱”多过“亲爱”，这种心情在德高望重的领导老师身上尤其明显。

师范三年，我这个“一没特长，二不努力，三还闹心的“问题少年”，当然不可能进入领导和老师的法眼。尽管我总是表面上装作毫不在乎，实际上内心却渴望得到老师的赏识，但又在顾影自怜中躲避着老师。这一切根源于我从小对老师的敬畏，以及自己在师范的拙劣表现和交际能力的低下。所以，三年中，我内心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个念头：“我真的适合这里吗？”但它很快就被随手拈来的快乐冲淡，于是继续过着“废青”的生活。

我们的班主任先后由蔡义华老师、高细媛老师和南学忠老师担任。

蔡老师讲授生物，深入浅出，化繁为简，通俗易懂。但由于兼任班主任，表情总是很严肃，让我有点畏惧。课堂上他喜欢穿插自己的艰苦求学生活，以此激励我们努力学习。不久后他就担任政教主任，成为我们“坏小子军团”最怕的人，所以三年里见他尽量躲着走。我印象中的高老师属于集中国传统之大成的美丽女子，德才兼备、兰质蕙心、和声细语，满足了青春少年的所有美好幻想。在我心中，也只有高大帅气、温文儒雅、德才兼备的“王水”汪拥军老师才有资格与她比翼双飞、鸾凤和鸣。南学忠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时间最长，因此接触最多。南老师的化学课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除了我偏爱理科的原因，他生动清晰的讲解、循循善诱的教导方式让我很适应，总在愉悦的心情中度过一节课，因此课后见他压力也不大。静静弹琴的段卓芳老师犹如一朵空谷幽兰，是我最喜欢又最怕的老师之一。喜欢她坐在钢琴旁的绰约多姿，喜欢看她柔荑手指在琴键上敲出一串串悦耳的音符。害怕她点我唱五线谱，更怕每次琴法考试在她面前的笨手笨脚。天啊！想想一个少年在自己的女神面前表现得百拙千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漂亮时尚的郭永红老师是我们心中的另一位女神，她曾经担任我们一年级的语文老师。而语文，是我一辈子的疼。基础不好的我在课堂上只敢时不时偷窥一下郭老师，但从不敢与她目光正面相碰。因为，接下来我可能会面临被点名的紧张和无法答好问题的窘迫。

有时怀旧起来，不禁感叹，为啥当年我不擅长的学科都是美女老师教授啊！在一群美女老师面前长期表现不佳的打击对我影响真的很大，以至于之后很多年面对美女我都无法建立自信，一直不敢追求美女。直到年过而立，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女士完成人生大事。

数学汪学东老师是当时我唯一一个敢当面大声说话的老师。一是他刚毕业，还没有积攒出师威，二是他性情醇厚，把我们当弟弟看，三是他给我们上课时，我们已经是二下，胆子也相对较大。他带我走进了足球世界。在他的宿舍我看到了精美的足球画报，听到了“荷兰三剑客”等当年叱咤足坛的巨星的名字。然后也随着他练了一段时间足球，因此越发感到亲近。张学兵老师是我当年喜欢的老师之一。他让我明白体育课原来可以在教室上，让我知道了奥运会，世锦赛，以及短跑名将约翰逊，世界纪录9’’79。更让人震惊的是他的专业素质，轻松一跃跳过1.7米，让我们心服口服，禁不住集体膜拜。舞蹈何向红老师应该是刚毕业留校任教的校花，美目盼兮，倩笑巧兮，一下子成了全校男孩心中的那个“她”。她的课与表演深受“坏小子军团”欢迎，场场必到，节节必上。回想起来，当年的舞蹈，我们上的哪是课，上的完全是躁动的青春啊！不知道我们灼热的目光有没有让老师难堪，想来多少对她有点影响吧。希望几十年之后的一声对不起，她能够理解并接受。

其他的老师，大多年龄较长，我只在课堂上才有接触。他们的姓名，他们的一言一笑至今清晰在心，但背景都是黑板与教室，抑或是演出舞台与体育场，其它的记忆不算深刻。

四、教育

师范教育要求学生三字一话样样精通，琴棋书画得心应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想，即使如今全国乃至世界提倡的素质教育也不过于此吧。

在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理念下，学校重视教师技能的培养，轻视文化知识的传授。风雨不休的早起集体晨跑持续了三年，强健了我们的体魄；每晚的读报和口语训练培养了我们的口才，让我们可以侃侃而谈；一年级的钢笔字、二年级的毛笔字、三年级的粉笔字练习使得我们个个都有不错的书法，贴上了文化人的标签，带给我们一辈子的自豪。印象最深的就是对普通话的强制训练，学校语委组织的普通话纠察队是乡音浓重同学最痛恨的对象。但正是这种高压，使得人人都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毕业回乡教学，提高了一代乡村学童的口语水平，间接为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安装了交流的技能包。

当年的师范学习，有点类似现在的大学教育，自学为主，及格至上。虽然因为我们未成年，管理相对严格，但实际上却是外紧内松，以纪律处罚教育为主，情感教育相对缺失，更缺乏职业规划、终身学习与个人发展的启迪。对于身有特长、自律好学的同学来说，犹如龙归大海，虎入深山，师范那片天空成了他们展现风采的舞台。而对于无法自律、毫无特长、只会读死书的同学，师范却无疑成了他们的失乐园。有了监管和压力，我是最乖的绵羊，静静的吸收营养；缺失自律和竞争，我成了迷失的野狼，在惶恐和无助中寻找团队一起流浪。因此，在没有学习压力，更没有学习动力的情况下，不少人像我一样，不再努力学习，反而学会了打麻将、扯三皮、抽烟酗酒，学着对路边女生吹口哨，沾染上了些许江湖习气。

直到工作很久我才逐渐明白，为什么从小一直乖乖的，被老师经常表扬的我，会在师范表现如此不堪。实际上，我也曾努力，尽量上课专心听讲，考前认真复习，以保证我的文化课成绩尽量名列前茅。喜欢数理化的我也参加了“王水”老师的化学兴趣班（其实也想去陈绩老师的物理兴趣班，可惜只能二选一）。然并卵！我的综合素质比起优秀的师范同学相差太远。当年每次看到年级总成绩排名，我比排名第一的学习部长张辉同学落后十几个名次，心理还很不服气。嘴里咕噜着，要是不算音乐、美术、体育等副科，我不见得比他差。现在想来，真是幼稚得可笑。除了学习比我好，张辉等同学歌声震凤栖，球技压群雄，琴声醉师生，书画迷三届，我这个综合能力差，且胆小害羞的丑小鸭，与他们哪有可比性！三年来，优秀的同学一直在琴房、艺术室、操场、图书馆努力提高着综合素质，我却在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里蹉跎岁月，又怎么可能成为学校的明星，进入师生与领导的视野，赢得渴望的认可与尊重？

有时我想，如果学校更重视一下文化知识的教授，加大一下课程学习的监管，增加一下社会生存的教导，引导我们认识一下外面世界的精彩，也许，我们的天空更加高远，培养的人才更加多样。

对于师范课程的设置，我认为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开设英语课。至今还记得我们班朱磊和吴贵学等同学自学英语时的痛苦，以及最终放弃的无奈。然而，世事弄人，如今我们这届居然有不少同学成了英语老师。我们班的朱磊、李彩萍同学现在浠水最好的中学教授英语，三班的胡密同学更是在皇城给贵族纠音......更有不少同学，为了改变命运，不得不重新拿起英语课本，从初中学起，直至通过考研英语或者雅思托福，付出了超过常人千百倍的努力。所以，英语学习的中断影响深远，完全制约了师范生的个人发展。如果当年师范开设英语课程，我们不会受限于英语，会有更多的同学走出去，站在更大的舞台，做出更大的贡献。虽然，不开设英语课程与当年我们背负乡村教育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分不开，却也与当年掌管中师教育领导的目光短浅不无关系。他们只想我们踏踏实实扎根乡村教育，何曾会想，不到18岁的我们将会为此付出至少42年的时光。他们更不会想到，我们毕业后不久，英语就成了小学的必修，成为人生进步的必备。如此说不是对母校的批判，而是对同学们被命运作弄而心生不甘。这种决策失误的后果，让我们整整一代中师人来承担，的确太过于沉重。

记得初中晚自习时经常停电，在黑灯瞎火中，不远处县城那片被灯光染亮的夜空显得格外明亮。于是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走出黑暗的乡村，走进光明的城市。师范毕业后，我分配回到自己曾经就读的初中任教。除了身份由乡村少年变为乡村教师，彷佛一切又回到了起点，感到一切努力如同白费，小县城的光明还是那么遥不可及。就在此时，陆续收到初中同学高考金榜题名的消息，心里更加郁闷。那段时间成了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赴儿时好友升学宴时的感受，内心真是五味杂陈。过去的骄傲仿佛被抽光，人生的底气仿佛顷刻流逝。那种站在人群中间的失落与寂寥，除了我们师范生，何人能够体会！

据说，多年以来，乡村教育中一直流行着鄙视链。中师生瞧不起师专生，师专生瞧不起大中师生（指的是高考没考上大学，考取中专的一批人）。我感同身受，完全能够理解。这种鄙视就如同如今清北本科瞧不上清北硕士、博士一样。我们中师生绝对是当年学习能力最突出的一批人。如果不是造化弄人，如今中年的我们应该都会身处重要岗位，成为了工程师、金融专家、科技工作者、政府高级管理人员......当年，国家以三年每月19元钱，30斤粮票的价格，廉价地买走了我们的一生，并给我们设置了职业的天花板，想起来就心酸不已。

然而，尽管起点如此低，生活如此苦，我们亲爱的中师同学却永不言败，不仅在城镇乡村三尺讲台辛苦耕耘，默默奉献，还通过自学、函授、脱产等方式充实自己，圆大学梦。凭着扎实的教师技能，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服输的灵魂，乐观向上的心态，如今，我们早已成为中国乡村教育的脊梁。没有我们中师生的奉献，哪有祖国乡村一代花儿的怒放。正是我们的负重前行，才有了农村娃的茁壮成长。还有不少同学，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方教育界的执牛耳者，成为当地政府的管理者或高参幕僚（据说，浠水县教育界的校长、干事基本被浠师同学垄断）。此外，在中国的各大城市，甚至海外，你都会发现我们浠师同学的身影。仅仅我们班，就有不少人不忘初心，努力奋斗，最终摆脱了束缚，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例如在大上海经济界叱诧风云的期货老总袁亚琴、北京汽车行业大展宏图的蔡友生、齐鲁证券的技术总监江龙、广州独立创业的公司总裁杨山河、武汉做中央空调的老总陈刚，苏沪浙的大律师吴贵学。

给我一点阳光，我就会灿烂；给我一片色彩，我就敢开染坊，这就是当年浠水县第一学府学子的真实写照。虽然我们已经步入中年，前路一眼看穿，也因为受限于中师教育无法登顶更高山峰留有许多遗憾。但我们不会懈怠与消沉，就如那消逝的中师，虽然早已变成历史的尘埃，但精神却永远存在。

师范生不死，只是渐凋零！

庚子年秋·羊城